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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明構建與演進的視域研究中國歷史

方鐵 發布時間:2019-06-24 09:03:00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有5000多年的文明歷史。從世界范圍看,中國是文明血脈與歷史傳統未曾中斷的唯一大國。中華文明的延續、傳統的繼承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從文明構建與演進的視域探討中國歷史,可以揭示不同文明交往交融、協同發展、趨于融合的過程,具有廣闊發展前景。

  從中國古代關于華夏、蠻夷兩個概念的使用來看,“文明”在中國古代有著特殊的社會性、政治性、文化性等多重意涵的指向,從這一方式來認識歷史,對研究中國歷史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所謂“文明”,是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之所有的社會行為及其成果積累的總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人類文明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制度文明。文明囊括了人類歷史活動的所有建設性成果。文明的范疇涵蓋社會生產與上層建筑,上層建筑領域包括文化與精神文明。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不同類型的文明彼此接觸、相互影響,形成新的、更高層次的文明并繼續前行。文明間的關系主要是交流、競爭、交融與協同發展,并非壓迫、消滅、追求零和博弈。文明具有巨大包容性,這決定了人類文明具有交流互鑒的強大動力。每一種文明都有其特殊性與獨特價值,理應獲得充分的尊重。

  古代的中國與周邊地區,主要存在農耕、游牧、山地三種類型的文明。農耕文明在上述文明形態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并對其他兩種文明產生深刻影響。農耕文明產生于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地區,逐漸向其他地區擴展進而相連成片。歷史上的湖廣地區多山。明清時期流行的“湖廣熟,天下足”的民諺,表明湖廣地區的農耕文明在這一時期獲得長足發展,并與富饒的長江中下游地區相連。農耕文明以高度發達、精耕細作、結構相對單一的農業經濟為基礎,其意識形態主體是儒家文化,其統治政權主要是以富有、強盛、自信為特征的中原王朝。充分發展的農耕文明為構建華夏文明奠定了堅實基礎。農耕文明也存在軟肋,主要是經濟構成單一固化,官僚政治體制容易僵化,社會或生態出現危機時道路選擇有限。

  游牧文明流行于北部草原,包括蒙古高原與相連的中亞部分地區。游牧文明以結構相對單一的游牧經濟為基礎。因受氣候條件變化、產品難以儲存等因素影響,游牧經濟雖有令人稱羨的發展活力,但發展中較易出現波動。另外,糧食、布帛、鐵器等社會產品長期供給不足,文化積累、城市建設亦顯薄弱。一些游牧社會長期徘徊在軍事民主制時期,戰爭、掠奪是獲取生活資料的重要手段。受游牧地區資源類型、生產方式大體相同等因素影響,游牧社會內部較易實現整合重組,經常聚集為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對外部世界尤其是農耕文明區域構成嚴重威脅。

  山地文明是有別于農耕文明、游牧文明的另一種類型的文明。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內陸地域,凡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分布之外的區域,均可歸入山地文明的范疇。山地文明的經濟基礎是資源多元、類別多樣、長期滯留于較低發展水平的初級復合型經濟。經濟形態以種植業為基礎,兼含游牧、狩獵、采集、漁撈等經濟成分,通常進步緩慢,總體發展水平有限,不同地區經濟構成差異較明顯。山地文明長期滯后,強盛者登上歷史舞臺較晚,易被文獻記載忽視,致使古人較少關注山地文明形態。古代后期山地文明發展速度加快,在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地位不斷提高。明清時期,山地文明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獲得鞏固的重要環節。在地理分布方面,山地文明包括西南山地、東南山地、東北山地、西部山地、西北山地、臺灣山地等較大的地域板塊。就區位分布、開發模式方面的差異而言,山地文明可分為中原王朝的邊疆地區、中原王朝腹地的山嶺僻地、邊疆政權或局部政權的基本轄地等不同類型。山地文明的情形較復雜,一些類型彼此差異明顯,但不同類型的山地文明與典型的農耕文明、游牧文明仍不難區別。

  在發展演變過程中,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存在彼此依存、互為補充,以及相互競爭、趨于交融的復雜關系。上述三大文明的交融,經歷了曲折漫長的過程,出現過幾次交融的高潮。元代大致完成農耕文明、游牧文明較大范圍的交融,清代前期完成三大文明的成功融合,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后期形成奠定了基礎。

  元明清時期,中國形成了自己的海洋文明。明清時來自西方的工業文明進入中國,中國近代工業文明逐漸形成。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近代工業文明等文明形態,相互接觸、交融演變,貫穿中國歷史發展過程。簡言之,中國歷史演進的過程,以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及其相互關系為主線展開,后期加入海洋文明與近代工業文明,共同推動中國歷史演化前進。

  基于文明構建與演進的視域探討中國的發展演變,具有重要意義。一是能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時代的特點,以及統一多民族國家構建的歷程,并與中國及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相吻合。同時,闡述好中國形成發展的過程中不同文明之間接觸交融、相互借鑒、協同發展易于同構建和諧社會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方向相銜接。二是能進一步體現中國多民族共生共融和諧發展的歷史邏輯。這種研究不僅可以充分闡述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等文明形態的擁有者共同創造了中國,而且能使人們更為重視分布在廣大山地文明區域的眾多民族的文化,進一步揭示民族文化交融在推動中國歷史進程中的貢獻。同時,還可以使人們深刻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復雜性以及發展的不均衡性,推動人們對中國大歷史環境作更全面深入的思考。三是能將中國演進的歷程置于更廣闊的視野。通過研究游牧文明、山地文明與海洋文明覆蓋的與中國毗連鄰國,推動對中國與鄰國關系、中國與鄰國協同發展方面的研究。而研究中國近代工業文明形成與演進的過程,則有助于探討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交往的歷史。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邊疆治理傳統戰略研究”負責人、云南大學教授)

(責編: 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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